作为高端年度盛会，“财经战略年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以精心选择的议题和精湛的学术演讲，吸引了大量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推出了诸多高端学术成果，国家智库作用日益凸显。
五年前社科院党组基于建设国家智库和加强重大现实问题、战略问题的全局性、战略性研究的考虑，决定在经济问题领域、社会问题领域和国际问题领域，成立三个战略研究院。
房地产市场里面要补的短板是有序培育租赁市场，而租赁市场应该更多的研究房子是住的上，不是炒的，应该怎么更有序的发展和规范的问题。
对金融要进行科学判断，我们必须要研究它的基本趋势，金融的基本趋势不会因为国别的因素出现太多的差异。
必须要注意正在到来的这一轮全新的技术革命，很可能会让整个产业的版图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对其保持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化和城市工作。习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两位评议人都评议得很全面，等于是六个评议。我只说一点，刚才群群说了房地产长效机制，讲了房地产税的问题，因为经常我们一发言或者有人一发言就说了社科院专家，把我们就包括进去了，你们要写就说社科院某某人的观点，因为这是自己的看法。比如房地产税，说了要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且实施推进改革。接下来还有一个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税，我想要怎么出台，都要考虑原来这里面拿了多少，拿了以后做什么，收了以后怎么公平。比如房地产税，收入就那么一些，标准的房地产税，不讲重庆和上海的，那不是标准的房地产税，如果标准的房地产税就是对所有的住房都收的，不管什么样的产权性质，只要是能住的就是这个要求，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评估的，以那样基础的住房来收，不管是租的还是单位里面小产权，据说北京二十几种，所有东西按照标准来，这样来收，这样才能保证公平，看看你的收入有多少。如果说发现收的时候很困难，要考虑很多因素，都不要收，这样的话方案设计就非常重要了。技术上很简单，就是能不能做得到，我想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盲目的给政策建议，也不是说盲目反对房地产税，也不是盲目的支持房地产税，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的财税改革进度慢，我从来不这么看，方案不成熟，贸然出来，到最后更糟糕，不如慢一点，设计好一些，比如说还有的讲财税改革要倒逼什么改革，我说既然发现是什么，为什么要倒逼呢，为什么不能强调它的系统性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这一节非常精彩。
张斌老师讲的地方税的体制建设，我只是讲几点感受，其中提到房地产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张斌老师特别强调，如果现在要开征房地产税，要考虑目前房地产发挥的作用，在地方税收收入中已经占到这么大的比重了。我有一种理解，以这种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形成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在地方税收中占这么突出的表现，它还是有快速城镇化和住房改革，包括城市土地制度这样一些特定背景，但是这样的状态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地方和城市来说，可能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持续。所以中央提出的要考虑建设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其中必然包括房地产税收的一个设计，所以这方面的任务可能也是比较紧迫的。
另外在张斌老师讲的需要关注的问题和启示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包括陈老师讲，它是有优势的，在税的问题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经济发展、企业状况的在地化，地方性的支持，信息和数据，拥有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具有强大的地方性要素资源动员能力。在税制结构的设计上，肯定最终是要增强它的治理能力，提高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同时，对于张斌老师讲的，基层财政困难的制度根源我们也能够看到，能够更深的体会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激励潜藏着中国式改革的动力机制的秘密，接下来的任务或者出路，就是要改变这种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被扭曲的种种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在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能够谨慎权衡，深入缜密的再思考，能够恢复和重塑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核心是理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把各方面潜藏的被压抑的动能能够有序可控的焕发出来。
陈晓光教授讲的地方政府与税收监管，用四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故事，揭示了地方政府干预税收征管那种非常微妙的机制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关注实际有效税率的变动、分布和影响，体现出来的税收扭曲，既包括在时间轴上的扭曲，还有不同类别、不同属性和特征的企业，类别分布上的扭曲，还有整个企业生态和政企关系上的扭曲。这些共同造成了税收扭曲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损失，像对企业规模选择的效应，地方政府相当于以税收征管作为一个传导途径，把市场风险转化为顺周期的干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放大了营商的系统性风险。最终的结果，通过这种选择机制，既是市场的选择，同时又有政府的选择，最终选择留下来的几乎都是具有最强的税负转嫁能力的企业，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会下再请教陈老师。我觉得陈老师讲的这些能够看到背后的研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发了很多高水平的论文。我觉得这些研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揭示了一个激励兼容的税制，特别是能够很好的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这样一个税制结构设计、税制框架设计的重要性。一个理想的或者有所改进的税收框架应该服务于实现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同时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对市场友好和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友好型的营商环境，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是我对陈老师所讲内容的学习体会。
大家辛苦了，忙了一天。首先声明，我既不是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也不是研究税的，所以我刚才请主持人，请马珺研究财税专家评论前面的几位老师的精彩演讲。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我就说说我的学习体会。汪红驹教授回顾和对比了16年经济运行实际情况，以及和年初预测情况的差别，提出四个超预期，同时提示了2017年将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他提出主要是依据克强指数，从底部回升的趋势，认为是存在一个改革窗口。我一贯比较悲观，我怀疑这个到底是一个改革窗口，还是一个改革的空窗期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空转的感受太强烈了，因为未来一两年整个经济运行又跟政治周期又出现一个叠加的过程，这个有待于我们去观察，改革在2017年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大的动作，还是说这个机遇又错失了。当然，我们也期待明天在预测会上听汪老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讲解。
张斌简单点评，尽管张斌讲的是地方税的建设问题，实际上我们把地方两个字去掉，其实就是中国的税制建设问题。不能够就税谈税，首先要有一个宏观的口径。其次，税一定要和支出相对应起来，然后才能找到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税，是以支定收，或者根据支出来确定我们需要多少税收。在这个情况下还应该，你的制度建设和征管过程中是不是经过同意的，要有一个法治化的理念，经过同意的才不成为你的被迫，才是你的自愿，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今天的税感，这种税负感觉。
上述三位学者提的这些，对于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他们的研究，非常深入，也值得我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化，特别是张斌提出来的，未来还没有出台的事权跟支出责任，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走，更加具体的方案还需要下一步更深化的研究。谢谢大家。
陈老师给大家讲了四个非常好的故事、非常精彩的故事，陈老师的贡献，他细化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官、直观的感觉，他从四个方面来细化。首先政府对于税率的干预、税制的干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样一个税种，针对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征的税率，实际税负不一样的话，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实际上是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这需要政府本身来转型升级，这是政府这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其次，尤其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难免对于税收的压力大，你会通过加强征管，加强征管是法治化的、合理合法的强化征管、优化征管还是征过头税，还是所谓节支而余，这个度怎么把握，不仅关系到税制本身的建设，也关系多税收征管未来应该怎样走。
今天的三位演讲嘉宾精彩演讲，我怎么样来评价呢？我从个人感兴趣的角度串一条线。汪老师讲的经济形势，怎样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税负感觉，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提出了哪些改革的要求，这是陈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内容，这样一条主线就可以把上述三位研究者的主要精华概括起来。汪老师提到，现在是一个实行供给侧改革非常好的时间窗口，我们上午听到我们院长蔡昉的演讲，目前总体经济增长率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两位数的时代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他估计是6.2，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我也期望明天能够到汪老师更深入的讲解，到底给我们的改革留下了多长时间。我个人感觉这种经济下行，或者说“L”型发展趋势还是可信的。包括我们的直观感受也好，肯定会影响到整个税基，自然而然就会带来经济主体的税负感觉的变化。同样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包括刘尚希院长讲的，如果成本控制能力不够的话，肯定就会感到税负加重的感觉，就和我们当前对税收负担、死亡税率的讨论就非常紧密的联系起来了。我们单纯的就税收论税收或者就宏观税负论宏观税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税感总是非常客体了，因为有外部环境的不同，这种相对税负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要。在这种总体经济下滑的条件下，以前说是大马拉大车，我们现在是小马拉大车，经济能力下降了，肯定会感受到负担，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感觉到了税负的增加或者加重，我们发现有的企业并没有这样强的感觉，或者他的盈利还是上升的，没有感觉税负这样重，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他的自我转型能力或者适应能力更强，是不是需要我们所有企业都这样做？当然，我们的企业需要从自身找原因，但是税制本身有没有原因？我们目前的这种税制是用传统产业结构业态的税制需不需要变化？很多人都反映，一些小的互联网企业的税负就跟实体经济税负严重不对称，经营同样的产品或者也是在网上销售，严重的不对等。我们税负方面如何进行转型升级，不是企业转型升级，不是经济体要不要转型升级，税制要不要转型升级。还有征管方面要不要转型升级。这几个问题就在这样的意义上联系起来了，我们平常这样直观，怎么样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和随之政策的建议来。
谢谢志勇。刚才听了三位学者、专家的精彩演讲，我深深感觉到我没有资格对他们作出评价，因为这三位学者，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都是在各个领域里非常优秀的。汪老师是做宏观经济的，是非常知名的，是上一届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陈老师，关注财政的人，这两年陈老师在权威刊物上发的文章大家也都看了，他对于税收管理、税收制度改革这样一些研究，也是我们财政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张斌是我的同事，我跟他共事多年了，反正我现在有什么税收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请教他，他很低调，他的知名度不如他的学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张斌对房地产税的研究非常深入，今天拿到这套财经智库，里面第一期创刊号我们有一个专辑，对房地产税对地方的贡献，里面有特别具体的，这个还是可以看的，跟其他的学术杂志不一样，我们希望学术界的东西，做政策的、做实际的也都可以看，学者也可以把自己的贡献比较系统的通过这样一个期刊发布出去，扩大一些影响。
我们这一节三位主讲嘉宾，我历来主持管时间是管得特别严的，但是今天我基本上属于破例，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环节的学术水准，开会的干货应该是最多的，所以我也不想打断太多。后面有两位评议人，两位评议人都是财经院的研究员，一位是马珺研究员，还有一位是张群群研究员。刚才群群说我们调换一下顺序，让马珺先讲，我们一定在5点之前结束，如果5点之前不结束，你们就留下来自己讲。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条块关系，大量资金是在地方花的，但是地方的资金却是专款专用的，这个专款专用的资金是中央的部门下来的，我们叫条条的钱，尽管这个钱的支出责任都是在地方，但地方政府缺乏统筹安排的能力。更直接的比如说拼盘，上级让做一个事情，上级不出给钱，让下级在本辖区内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我们叫“拼盘”。这些情况会发现，地方政府不是在地面上的钱太少，而是这部分钱，地方政府真正能够自主决策的部分非常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要考虑资金对应的专款专用的程度，以及哪怕是自有资金，还有一个上下级事权划分的法治化程度的问题，否则给它钱让他办更多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我们应该在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法治化的程度上致力于研究地方税体系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算账。核心问题应该具体化，每一项具体的职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进行配置，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比如说中央政府的职能，无论是从资金、机构、人员、考核，全都是由中央部门通过垂直管理、派驻机构的方式来履行，可以简单总结为“法国模式”，就像中国的海关、中国的商检、国税一样。另外一个模式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足够多的钱，但是明确说这是中央政府的事权，我委托地方去执行，但是我要测算好大概需要多少钱，我给够你钱，仍然是委托代理关系。还有第三种，北欧模式，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地方的公共服务，一个是所有中央政府条条部门，在这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所有中央政府负责提供的公共服务整合成一个，有一个在地方上的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叫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办事就到那里面办就可以了。中国现在这三种情况都存在，所以中国的每一项事权应当究竟怎么样细致的分配好，尤其涉及到具体的实现机制，我想这是下一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分钱的问题。
这个图是2016年第三季度31个省市名义GDP和财政收入的散点图，这个图就是直观说明经济新常态下各地财政收入离散度是很大的，有的地方非常困难，有的地方其实过得还不错。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地方差距又非常的大，刚才晓光老师也讲农业县，资源密集的县，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地方税体系应该怎么样结合中国的现状，包括区域的差距，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国，我们一直强调中央集中的过多，地方留的钱少，我想这个在数据上可能就不成立。刚才讲地方在税收收入中超过了一半。这是我们讲的75、95、10年主要六个发达国家，这六个发达国家，GDP排名是前10位中的六个，他们不同的级次政府占的比重，尽管中央政府占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但其实都没有中国这样低，尤其考虑到全口径预算的情况下。
基层财政困难的制度根源是什么，还是事权的划分，地方政府承担的，你给他多少钱是以他干多少事为前提的，你给他100万让他干200万的事，哪怕再加50万还是不够，可能我给你多50万，让你干100万的事，给你的钱多，后来给你的事也越多，最后他反而更困难了，所以离开事权的划分是我们没有办法讲清楚地方合理规模的。但是中国当前核心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下，我们缺乏一个法治化事权划分规则，上级政府可以随意把事权委托给下级执行，所以事权划分的法治化是非常关键的。
再一个，现在我们讲地方税，比如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税讲的比较多，我直接跳过来讲房地产。这是2002年我测算的房地产的税收，不包括土地出让这些收费，土地出让、租金、收费都不包括。房地产行业中的地方税加上房地产五税，剔掉重复计算的部分，占地方收入的总部15%多一点，这是2002年。2014年这个比例达到了35%，光房地产转到税收大概占整个地方收入的1/4，这是房地产五税结构。也就是说现在地方政府来自房地产的行业和相关税收比重已经非常大了，当然这与近期，尤其是2008年之后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状态有关系，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态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征房地产税，你要考虑到整个税制的结构。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标题讲的，要考察当前中国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然而这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财税体制改革的几大问题中，唯独事权划分是一个很难进步的，或者说进步相对比较缓慢的，相对于税制改革、预算改革而言。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谈到一个最优的地方税组的问题，在明确了地方税在整个收入体系中的地位之后，我们才看到一个怎样的地方税的组合是最好的，比如说一直在想增值税、共享税和所谓的彻底的分税制，到底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到底哪一个在长期来看更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需求。比如房地产税、环保税，比如消费地的流转税，甚至包括增值税，因为增值税是在中国线性结构下是最大的税种，所以在生产力五五分成，我们一直在提能不能像西班牙那样，澳大利亚也类似，政府百分之百或者绝大部分生产端的增值税都由政府收上来，然后以各地的人口或者消费的比例来划给地方，地方可能钱一分钱不会少，但是获得收入的来源和依据完全不一样了，你在这个地方生产，其实和税收没有关系，反而这个地方人口多、消费多，可能收入就比较高。所以我们更重要的关注的是地方税，包括共享，包括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政管理权，这些对地方激励的影响，以及这些激励导致他行为的变迁，这些行为的变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资源配置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深入研究的问题。
回到前面这张图，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多元化的，地方税只是其中一种，我们把它叫地方的税和地方的行政性收费。养狗的、执照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也不少。除了国有资本，银行交给政府的，主要交给中央政府之外，其它那几项大部分都是地方的。然后就是我们讲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然后就是债务。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多样化的收入资金来源，我们要讲的地方税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在讲地方政府的最优收入是什么样的，最优的收入组合，怎样一个结构是合理的，而这个结构必然涉及到谋取收入的用途，就是你的支出结构，因此支出结构就直接与我们的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连在一起。比如说在城镇化建设的高峰期，地方政府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时候它使用土地出让的资产性转让收入和长期的基础设施债券的时收入，就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相匹配的。再比如我们讲的一些受益范围比较窄的，受益主体相对比较明确的，通过收费的方式可能更有效率。你要讲到地方税的最优规模，首先要讲到地方税在整个收入体系中的最优规模，而不同的收入体系、收入结构又与特殊的职能密切相关，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或者结合中国这个阶段任务的清晰分类的话，单纯讲地方税，只能说原来地方还有多少钱，营改增之后补给多少钱，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总会补给他们，增值税五五分成，新增加转移支付，总之我不会少你的钱，做到收入格局基本稳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应当深入考察到不同的结构对地方政府激励的影响，像晓光老师所说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这才是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仅是赚钱，我从你那里拿走50块钱，从别的地方补你50块钱就完了，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从资本预算角度来看，我们全国的政府收入结构大概是这样的，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这里的土地出让收入不到7000亿，这里算的是净收入，净收入是土地出让的毛收入扣掉四项成本之后算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来自于土地出让的净收益是大幅下降的，因为净收益的比重是大幅下降的。四项成本的比重在2009年只有46.28%，2010年45.92%，就是不到一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地方政府招拍挂100个亿，他能拿到50几亿。但是2011年之后拆迁补偿的比重大幅度提高，2013年大概75，也就是3/4是补偿的成本，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虚增成本的部分，其实是可以深入研究的，毕竟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没有14、15年的情况呢？因为14、15年财政部是公开发布全国土地出让情况的，数字大家可以找到。但是那个数字跟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数字差一点，大概差不多，基本上是相当的。我算的结果，15年的时候，我们土地出让净收益是6813.14，税收只是60%多一点，这里的非税是讲的公共一般预算中的非税收入，然后是政府性基金，社保的净收入。地方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不考虑转移支付，不考虑地方债务，地方2015年地方税收入占不到总收入的一半，只有47.97%。这里的土地仍然是按净收益算的，所以在土地按净收益算的情况下，地方税在地方收入全口径中的比重也不到一半。社保缴费的净收入，因为我们没有统筹，所以都是地方的事情，这些钱专款专用，3万多亿，比重是非常大的，这是地方政府的收入，没有考虑到中央对它的转移支付债务。如果考虑到中央转移支付债务，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中，地方税的收入不到40%，从50%不到降到40%不到。多了什么呢？非税收入这边灰色、黄色和蓝色的部分，分别是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是中央给它的，这几项相加就知道从上面来的钱。政府性基金里面也有一部分转移支付加进去，然后是土地出让的收益。还有就是债务，一般债务5000亿，政府性基金中的专项债务是1000亿，加在一起有6000亿的债务，这是完全合规的，完全进入预算的。我们展示这个图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说地方税，你会发现地方税的来源中地方税不到一半，总收入中不到四成，再讲地方税的完善，你只讲了40%的事情。
地方税的问题说得很多，尤其学界和政治界对地方税的热议，往往在营改增之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的重新分成，围绕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展开的。重新分成大家都知道，在过渡期最后明确了营改增全面试点之后是五五分成，但是又明确说这五五分成是两到三年的过渡期，过渡期之后地方税体系该怎么构建，其实现在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我们讲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面临的基本问题。这是我们看到中央和地方收入比重的变化，1994年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的比重快速提高，地方的比重下降。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支出端，1994年前后却是平滑的，支出基本上没有动，只是把收入调了，在支出不动的情况下收入调了，结果是中央收的多、花的少，对地方有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这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的一个基本状态。
最近两年如果我们从全口径预算的角度来看，这是我计算的2014年全口径预算下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结构。我们讲到中央的时候，讲到第一本预算，公共财政预算，比重是不到46，地方是54.05，中央的税收收入中一半稍微多一点，非税收收入中地方占了8成。政府性基金中，土地的收入绝大部分是地方的，除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几百个亿最后交到中央之外，90%多，大头都是在中央。再加上社保，社保我们算的是净收入，要扣掉财政补贴，相当于缴费收入加利息。然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规模比较小。如果所有都加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地方已经超过了六成。这是2015年，有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虽然在边际意义上不大，但是实际上影响却很大。地方的税收收入在2015年已经超过了一半，地方在税收收入中已经超过了一半。
谢谢志勇。很荣幸汇报一下这个题目“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视角下的地方税体系建设”，恰好我刚才认真听了陈老师的发言，您的结语对我这个题目蛮有影响的，因为我们讲分税制，总是讲中央和地方应该有独立的税种，我不知道立得对不对，如果讲的分成合理的话，能够调动两个积极性，这其实对我们是蛮有启发的。当然还有您强调，我把它总结为名义税制和实质税制，我们更应该关注通过征管扭曲之后的实际税制，那才是真正的负担，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我在人民大学博士论文前头一部分就讲的这个，我觉得您今天这个非常对、非常好，也引导我们下一步研究更侧重于实际税负的分布。
现在我讲地方税的问题，这是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到税制改革的时候，明确说叫构建地方税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讲，大家注意第二段话，完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标题，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相当于是对税制改革的两个基本要求，也就是说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是并列的，后面那六句话具体讲六个税种的改革。这里讲到税种划分的时候讲到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的时候，也明确提要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
故事听下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增值税我们以为税率很统一，但是因为有晓光所讲的那些故事、那些机制的存在，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税率。我今天刚刚写了一篇美国的销售税跟中国增值税做比较，美国的销售税各个地方不统一，我们比你们统一，我的意思是说好，但是他也有好的地方，税负比较轻，我们的名义税率，我也知道各地确实是收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一直以为增值税操作空间会小一点，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各个方面的，特别是最近也感觉到一些在地方的国家税务局感受到地方政府政府的压力，要给我收，不仅25%，还有基数，里面有很多东西，晓光这边给我们展示了好几个故事，还有他的这些文章。其实我们这里面也会感受到，其实理论研究还是挺有乐趣的，我们最好把那些有趣的故事、成语跟经济学打通起来。再次感谢晓光。
下面有请张斌，张斌在财税政策研究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财经院的团队有一个特点，我们跟媒体打交道不像那种经常上电视的，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我们会打一些交道。因为我们一起做研究，我都很清楚他做的。张斌是财经院的院长助理，他在政策研究上有很多很独到的看法，我们先听他说。
现在大家都在谈税制改革，大量的在谈税制结构的改革或者结构性减税，而且我觉得大量是从已有税法的角度去谈税制改革，以及减税的问题，但是从我的研究来看，实际的税收征管已经背离了税法，所以在改革的时候谈税法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我们来看现实的受征人怎么样，再来去看怎么去改现实中税收的监管，以及如何让现实的税收征管，如何让它和税法更加贴切、更加配合，真正做到依法征税。
加强税收征管有一些红利是税制改革里面大家都没有谈到的，一是资源配置的红利，在保证增值税平均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把不同企业的差别税率抹平了，整个税基就会变大，因为资源利用效率就更高了，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掉了，留下来的都是有效率的企业，自然税基可以做大。在税基做大的基础上还可以继续降税，或者在已有税率基础上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这本身就是一个红利。二是税收征管可以斩断很多不正当政企关系带来的税负转移，有两类企业，一类企业可以去寻租，另一类企业没有能力寻租，导致税负从能够寻租的企业转到了不能寻租的企业。另外，加强税收监管可以降低逆周期税负的变化造成的营商风险，税负波动越大，小企业就很难活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上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低点的时候，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一方面是税金降低，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监管加强密度完成任务。所以矛盾特别突出，矛盾突出并不是现在才有，一直都有。加强税收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在法定上调整税制或者降低税负，更多的是税收监管本身的改革。
总结一下，从这四个故事我们能够总结一些什么有意义的政策含义呢？税收体制设计需要考虑地方政府的激励，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和中央政府本身是冲突的，如果中央政府在设计税制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话，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方法干预税法的实施、税收的征管，第一个可能就是税基，税基要足够的和地方政府分享。税收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共同利益的政府，也就是纳税人和征税的政府，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有激励做大税基，做大税基以后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国防，使得企业有一个安定的投资营商环境。二是分成，我在研究里还会发现，如果地方政府分成比例越低，地方政府的征税激励也就越低，增值税也是如此。三是要强调征税机关的独立性，尽管我们国务院垂直领导的国税局，实际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手段去干预，一个是党的系统，不独立，二是地方的司法、公安都不独立，另外一个国税局地方的这些部门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面，地方政府给这些国税机关每年有大量的补贴，这样隐性的控制了这些征税机构。
这个图反映的是非采矿业企业的增值税有效税率在2000年到2007年有效税率波动程度反映了税收征管的不确定性，这个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这个线，税收征管越不稳定波动越大，这个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就越少。我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少的那部分企业都是小企业，活下来的企业都是大企业。这里面有一个规模选择的效应在里面，就是刚才我说的体弱多病的，抗风险能力差的，想借钱借不到的小企业可能就死掉了。
第四个故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刚才讲的是两个部门，经济里面，有个农业部门，有个非农业部门。现在农业部门税消失了，政府不能收税了，政府要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收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这个故事成立的话，我换成两个部门，一个是采矿业，一个是非采矿业。我们知道采矿业的税金由于受市场的影响波动非常大，如果地方政府确实是面临着一定的税收监管任务，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资源大县，资源类的税受市场波动肯定非常大。同样的道理，这种景象波动会不会影响到非资源类企业的税收监管，也就是说当资源类的企业景气的时候税基比较大，这时候非资源类的企业日子也比较过，因为税收监管比较松，税收任务比较好完成。而当资源类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不景气的时候，税金下降，这样非自然类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税收监管加强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故事就很像成语里讲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城门，一个是护城河，城门失火了，官兵要到护城河取水，这样护城河里面的鱼就死掉了。护城河里面的水也是有限的，如果水是无限供给的话，鱼也不会死。我的不确定性来源于资源部门的市场的波动不确定，两个部门有采矿业和非采矿业，资源因素在我们公司里说的是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税收征管任务，当他从资源类企业不能征收足够税收上来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从非资源类企业征税。存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的确存在。
资源类企业的利润率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个时段上的波动，共同反映的是非资源类的企业、非矿产的企业的增值税的有效税率，我把所有的线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是没有矿的组，用蓝色的线表示，另外一个组是有矿的那些线，用红色的线表示。结果发现，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矿，尽管整个资源行业有景气波动，但是非资源类的企业税率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产业的话，我的税收征管也是没有不确定性。但是如果我有资源的话，红色那条线，你会发现资源行业越景气的时候，利用率越高的时候在这。非资源行业企业里有效税率也在降低。但资源类的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非资源类的企业有效税率也比较高，这是一个典型的财政部长楼继伟称之的顺周期的财政政策。经济好的时候他放水养鱼不去征税，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勒紧脖子要征税，让企业雪上加霜。就好象养羊，夏天的时候你不剪羊毛，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去剪羊毛，导致很多疲弱多病羊死了。
第三个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什么意思？如果我认为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税收的征管，他为什么要去干预呢？我的解释是，一般会不让国税局去收税，保护当地的税源。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地方政府缺钱怎么办呢？可能会反过来，让国税局征税，完成税收任务，满足他的支出需要。这个故事成不成立呢？我用2005年全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作为一个准实验或者自然实验来看。因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县一级政府税收收入受到了一个负面冲击，平均来看每一个县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12%，而且各个县的差别会不一样。我发现取消农业税以后，农业税收收入损失比重越大的那些县，它的工业企业在2005年之后，他们增值税的有效税率增加的就越多。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地政府新增收上来的税大概可以弥补掉由于取消农业税，使得他的税收损失一增一减，基本上保持平衡，就是我说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我分成两条线，一条是没有受到冲击的线，不是农业线。另外一条线是农业线。纵轴是工业企业的增值税有效税率，横轴是年份，2005年是取消农业税那条竖直的线，红色这条线反映的是农业大县，我们发现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两类线增值税的税负是比较一直，变化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业大县工业企业的税率明显比非农业税线的税率高出很多。这就相当于吃药的效果，相当于实验上吃药的效果，让那些农业大学吃药，吃药确实出现了效果，没有吃药的蓝色的线没有出现效果。
反过来讲，如果这个故事成立的话，是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他们确实有更强的动力和地方政府建立关系呢？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侧面的一个证据试图来回答。我用2004年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在那个问卷里面，世行的调查询问了每一家企业娱乐招待费以及吃喝的费用，有的研究就用这个指标刻画中国企业的腐败程度。但是我认为吃喝招待不完全是腐败，腐败也不完全是吃喝娱乐招待，但是娱乐招待其中有一部分应该与腐败有关系，而且如果我的政治周期的故事是成立的话，这部分娱乐招待其中和腐败有关系的那部分应该也会出现政治周期，如果我刚才说的故事成立的话，应该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出现政治周期，劳动密集型不该出现政治周期，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看两类企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随着任职的增加没有显著的周期，但是资本密集型娱乐招待费占销售额的比重是在增加的。而且我进一步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每花一块钱的娱乐招待费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的降低以及信贷的获得，但这个证据不是最直接的证据。现在这个证据至少没有和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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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如果现在我发现了同样的产品，发现了不同的有效税率，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增值税监管那么严格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我给的解释是，地方政府的干预。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动力去干预呢，以及为什么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去干预呢？我第一个研究就涉及到地方政府最有权力的一个官员就是市委书记，我看市委书记的任期里面，企业的增值税率里是不是会出现政治周期，为什么会研究这个现象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大量的企业如果和政府有关系的话，如果存在政治关联的话，他们可能可以获得到很多优惠的政策，包括信贷、土地、税收。但是增值税关系网络是不稳定的，老的市委书记走了以后，新的市委书记来，已有的企业需要建立新的关系网，建立关系网又需要时间，需要彼此的信任，需要新的市委书记重新任命官员，新任命官员又任命下面官员，所以整个网络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这个故事成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企业的税收也存在政治周期。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朝三暮四、隔山打牛。朝三暮四的意思是说，企业的税率会随着书记任期的变化而变化，隔山打牛说的是我考虑两类企业，一类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和动力去和地方政府建立关系。另一类是玩具厂类似的企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会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随着市委书记任期的正确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税率反而是在增加的，一降一升。隔山打牛的意思是，由于把税收的优惠给了一部分企业，结果另一部分企业受到了伤害。这就是税收征管的一般均衡的效应，这个图就反映了税收的效应，左边这个图反映的是，随着市委书记任职的增加，左边这个图反映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率。而右边这个图反映的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税率，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边在升，另外一边在降，而且有一个比较优美的政治周期在那儿。大概第三年、第四年达到一个顶峰，这是和其他研究比较吻合的，很多研究发现第三年是市委书记任期里面可以产生很多影响，跟很多方面产生影响的一个年份。和我的研究比较相关的一个最近的研究是中山大学他们有一个发现，市委书记到任的第三年任命的官员是最多的，也就是说他建立关系网的年份是最强烈的一年。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出现了税收征管的问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我每一个故事都用成语来总结和概括。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天女散花、阴差阳错。由于地方政府对增值税的监管，尽管增值税法定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各个地方非常不一致。比如生产矿泉水的企业，在江苏是一个税率，在新疆是另一个税率，这就导致同一个税种同样产品的差别税率。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个四位数的产业，饮料业。法定税率17%，但是在各个地方税率差别非常大，有的小17%，有的超过17%，但是超过17%的部分有可能是有的饮料厂不能抵扣，有些中间投入品不能抵扣，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差异特点，差异大会导致经济学上说的资源误配，什么意思呢？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是价格信号起作用，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面临同样一个价格信号，这样没有效率的企业，生产成本高的企业就被淘汰掉，生下来的是有效率的企业。但是现在如果说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税率，相当于税率就扭曲了价格信号应有的作用。比如有个企业本来没有效率，但是面临低税率，依然可以活下来。一个有效率的企业面临高税率，甚至可能被淘汰掉，这就导致了资源误配。我的一个研究来测算中国在存在这样一个差别税率的情况下，资源误配导致GDP的损失大概有多大呢？假如说经济里面只有两个企业，总体的劳动力是L，有两家企业他们分别分配L1和L2，有效率的经济应该是什么呢？这家企业共有这么多，那家企业共有那么多，他们的劳动的边际产品两个企业最后是一样。但是现在两家企业税率不一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一家企业共用这么多，低税率企业共用的多，高税率企业共用的少。导致资源效率配置的扭曲，我做了测算，从2000年到2007年基本的样本期的发现，由于增值税税率的差别，导致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的GDP可能损失每年年均7.9%，但是这个测算基于一些模型的假设。如果放宽一些假设，这个结果还是比较稳健的，甚至比这个结果还要高。
要来谈这个问题，先来探讨制度背景如何理解。我们在谈税收征管的时候，翻开标准的税收经济学的教科书，只有两类人，一类叫政府，作为征税的人；另外一类是企业，作为纳税人。实际上在现实的监管当中，政府里面还有非常复杂的参与者，其中一个参与者就是整个税收征管部门，比如我们国家的增值税，政府是把一些重要的税种，比如增值税委托给了国家税务局征管。不好意思，因为里面的图都是我英文的论文，直接摘下来了，其中有一些图都是英文表示，应该不会造成阅读上的麻烦。中央政府应该会把一些税收征管的任务委托给国家税务局来监管增值税，这是第一个分离，也就是说政府和税收征管部门的分离，经济学中分离是很重要的，意味着分离的主体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这时候会产生委托代理的问题，政府想要实现的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因为代理人本身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第二个重要的分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离，中央政府一方面把税收征管的任务委托给了国家税务局，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他又把一些经济增长的任务、就业的任务委托给了地方官员，这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以GDP为导向的官员晋升的激励委托给地方政府，来从事经济的活动。这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如果为了要发展经济，最简单的，为了招商引资，这时候我们称之为净抵的税收竞争。税收竞争会导致，尽管国家税务局是在国务院垂直领导管理下的独立地方政府机构，但是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干预国家税务局的征管。比如说如果是为了保护地方的税基，可能会降低，让国家税务局降低增值税的征管，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外，由于增值税是个共享税，比如省以下的政府只能拿到25%，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更想激励，不让中央政府把税收拿走，为什么呢？如果国家税务局从本地企业收100块钱的税上来，75块钱跑到中央政府，剩下25在省政府，到县政府就更少了，所以地方政府往往会有更强的激励继续去干预，不让中央政府把这100块钱拿走。现实当中看数据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家尽管标准税率增值税是17%，但实际征收的税率远远低于17%。比如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来看，增值税的有效税，也就是说每家企业应纳增值税和报上来的增加值，平均大概只有10%，增值税的征管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谢谢志勇老师，感谢财经院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财经年会。报告一下我过去六年一系列的研究，也是借这个机会，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来讨教，特别是志勇老师在这里，对税收征管问题也很熟悉，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今天的题目是地方政府与税收征管，我会讲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共同的主角，一个主角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的官员。二是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
之所以选这个问题来讲，和这次财经年会的主题也是契合的，财经年会主题是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供给侧的市场主体是企业，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大家认为都是做对了地方政府激励，地方政府拼命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搞GDP。但是存在另一个问题，在做对激励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会做错了价格，扭曲了价格，使得市场机制并没有起到资源配置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市场机制如果要起到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最重要体现在资源是否在企业之间得到了有效的配置。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和这个问题就有关系。还有一方面是关于税收方面的扭曲。我今天主要是从税收角度切入，来看地方政府是如何干预税收征管以及影响经济的，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影响了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
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晓光教授演讲《地方政府与税收征管》。晓光非常有名，特别是在现在纯粹的学术界来说是非常有名的，对媒体来说不一定那么有名，因为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在很多很好的期刊上发表了文章，读了两个博士，一个北大的博士，一个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
谢谢汪老师，其实他讲了很多，包括四个超预期，但是没看到数字，明年的GDP是多少？（明天再说是吧），他留了一个关子，你们明天再听他的报告。我最关心的是他在讲2017，因为2016年四个季度，前面是6.7，后面也基本上是6.7左右，前年也最好算，也是6.7左右，明年说要稍微低一点，是不是也就6.5左右，大概也就是这么算。
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预期的因素，比如四个超预期，比如PPI超预期，PPI超预期是不是跟“克强指数”上升有关系？在PPI超预期，比如煤炭那些贵了，贵了就运得多一点，会传递到CPI到什么程度？如果经济停滞的话会不会出现滞胀呢？种种的问题，他明天应该有更加专业的说法，因为明天是财经院按照过去季度报告，这个时候差不多也算年度报告了，那个年度报告，我们汪老师是主持人，他从经济所加盟财经院最主要做的一项工作，宏观经济的报告，他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我一般情况下会打断别人演讲的，但是我今天没有打断。但是我最后没听到他说六点几，所以我最后会问他这个问题。谢谢汪老师。
有几条需要着力推进的，一是要适时适度优化债务杠杆配置，因为经济总体的杠杆，比如我们用M2跟GDP的比值来算，总的杠杆率要把它降下来是不科学的，但是需要在某些部门之间可以转移杠杆。“僵尸企业”还是需要清理，国有企业很多过剩产业有僵尸企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还需要引导，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要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的原则是要坚持稳中求进。
从内部风险看，2017年我们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就是去杠杆问题，债务风险，投资需求可能有下行的压力。我们讲到2016年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都使出洪荒之力，2017年投资增速是不是还能维持那么高，有下行压力。如果去杠杆的程度或者幅度比较剧烈，投资上不来，投资有下行压力，经济“L”型可能会破位。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结合、互相作用，就会强化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导致资本流出。2016年人民币贬值了不少，到目前为止在岸、离岸都在6.95左右，资本流出典型反映在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外汇储备规模原来在2014年6月份的时候，曾经达到高峰，在3.99万亿，到2016年11月份的时候到3.05万亿，有可能在2016年底的时候突破低于3万亿了。资本流出、人民币贬值预期，对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综合起来看，2017年还是有不少风险。
现在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前面讲2016年有四个超预期的指标，那些超预期的东西就反映了现在2016年宏观经济可能不像想象的那么太糟糕，有一个典型的“克强指数”，用总理曾经说过的贷款、工业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这三个指标合成之后，算出一个“克强指数”，有一个大幅波动的曲线。从这个曲线年有好转的势头。如果说总体的经济GDP增速是“L”型的平台，但是在这个平台中间还是有波动的。现在的波动是还在上行的阶段，上行的阶段我认为就是当前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刚才郭克莎教授说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要处理好稳增长与改革的关系，从我们现在这个图上来看，稳增长从“克强指数”这个指标来看，目前是处于稍微从底部回升的阶段，所以必须在这个时候赶紧抓住机遇、抓住机会，推进供给侧改革。因为“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对于经济稳增长都是负面影响，当然“一补”是有利于稳增长的。什么时候加快推进“三去一降”改革措施，也就是说在稳增长取得经济增速有回升态势的时候，哪怕是微观的某些部门有回升态势的时候，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原则就是要确保经济在中高速区间平稳增长，而且是要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推进供给侧改革。
下面简单看一下2017年的一些预期和风险。外部风险，最主要的是美国的新总统政策风险。美国新总统特朗普选出之后，他提出了很多吸引人眼球的政策，但是如果把他与传统的宏观政策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很多政策内容其实就是凯恩斯扩张的新政策。比如他说要减税，比如要扩大政府的基建投资，像这些政策就是典型的凯恩斯政策，他的扩张性政策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通胀的预期，这个通胀预期其实在选出总统之后在市场上有所反映。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加息了，他肯定也参考了通胀预期的问题。在美国新总统扩张性政策的刺激下，有通胀预期，就有美元的加息预期，又会产生美元的升值预期，当然升值预期也与欧洲的经济不景气或者欧洲经济复苏缓慢、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有关系。
是怎么使出的呢？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拉动GDP0.5个点，主要是金融部门加上，1-11月份累计新增贷款当中60%以上贷给了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原来银行贷的中长期贷款大部分是贷给企业的，但是2016年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银行贷给企业的贷款增速下降了，占比也下降，但是贷给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有大幅度上升。居民部门加杠杆，加杠杆以后就都去买房了，从洪荒之力上来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2016年虽然有四个超预期的指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是稳增长使出了洪荒之力。未来在2017年是不是还有洪荒之力来稳增长？这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来看一看2016年实现四个超预期使出了哪些洪荒之力。一是基建投资，1-11月份基建投资累计增长18.9%，这个速度也是比较高，当然前几年比较起来也还是基本维持了20%左右的增速。房地产投资比较特别一点，2016年房地产投资，1-11月份投资累计达到6.5%的增速，但是2015年只有2.5%，所以2016年稳增长，房地产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社会融资总量上看，2016年的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也是非常惊人，1-11月份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达到18.3%，因为2014年、2015年的时候社会融资总量增速非常低。
还有一个方面是金融业占GDP指标。上午吴晓求教授谈了这个问题，当然有争议、有不同看法。目前来看，2016年1-9月份金融业占GDP比重，名义值之比，占8.8%，拉动GDP增长0.5个点。从历史上看，我国金融业占GDP比重高的年份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超过10%的，2016年比2015年还稍微降了一点，因为2015年股灾之前，股票市场冲击6000点那几个季度的时候，对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是超过10%，拉动GDP也超过1.4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2015年一季度、二季度的时候，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比2016年还要高。从房地产业来看，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2016年1-9月份占比是6.5%，拉动GDP增长也是0.5个点。2015年房地产也占GDP的比重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2016年房地产业，房地产销售，房价涨上来，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也有大幅度的回升，政府的卖地收入，就是财政的基金、土地出让金也有大幅度回升。这几个方面应该是2016年对于稳增长使出洪荒之力的几个主要方面。
我们现在看一看，如果回顾在2016年1月18号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培训班上，对2016年初的经济形势做的概括，叫“四降一升”，第一降是经济增速下降，第二降是工业品价格下降，第三降是实体企业盈利下降，第四降是财政收入下降，还有一升是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四降一升”是针对2015年的经济形势做出的判断。现在回过头看他当时做的这个判断，现在有很多改变了。刚才讲的那四个超预期，你说经济增速原来都预期下降的风险非常大，2016年稳住了，在6.7。工业品价格下降，当时担心通货紧缩，2016年工业品价格有比较大幅度的回升。实体企业盈利下降了，工业企业盈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盈利有大幅度的回升。财政收入下降问题也有改善。总体上说，我前面讲的四个超预期，如果对照在2016年初的那个判断，应该就是目前这个经济形势跟2016年初的判断有好转。当然，也有很多困惑的地方。
三是实体财务指标好转超预期。图上列出了产品库存同比的问题，工业产品库存在2016年，特别是4月份一直到10月份的时候，同比都是负增长的，2016年11月份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正增长。工业产品库存负增长在过去也是很少见的。蓝线显示的是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在2016年也出现了正增长，原来在2015年的时候，工业企业的利润是负增长的，这个也有超预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四是房地产市场发展超预期。我们从价格上看，价格同比的增长来看，2016年一线%，二线%，如果说三线城市没怎么动吧，其实也涨了不少，比较起来同比也有9%左右。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价格是一个方面，还有房地产的销售面积、房地产投资等等，很多有关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指标都是有超预期的。
我争取在10分钟之内结束。我的题目叫“抓住机遇，深化供给侧改革”，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天上午的大会上，蔡院长，下午郭克莎教授也谈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的题目侧重在抓住机遇上，向大家做一些补充。
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一是2016年宏观指标有四个超预期。二是2017年目前存在的预期和风险。三是深化供给侧改革要干些什么事。
关于2016年四个宏观指标超预期问题，一是经济增速平稳超预期。因为我们看到2016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增速都是6.7，可能四季度还是6.7，所以看起来大家就很多困惑，怎么可能这么巧，都是6.7，所以这是一个超预期的问题。当然，这个超预期是符合经济增长运行走势的。
二是工业产品价格大幅回升超预期，大家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我们的PPI在2016年，其实就是2015年底的时候就出现了连续回升态势，到2016年11月份的时候回升到3.3%。PPI回升是在2016年9月份，从同比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9月份应该是结束了过去54个月的负增长，经过那么长时期的负增长之后，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正增长，还是有超预期的，可能有很多方面是不适应的。
第二单元现在开始。今天下午有两个会场，我们这个是第一分会场，主题是“深化改革 稳中求进”。我们这一场是3点25到4点45，接下来有三位演讲嘉宾和两位评议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的杨志勇，下面先请财经院的综合经济部副主任汪红驹研究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抓住机遇，深化供给侧改革”。
简明扼要，直奔主题。同样做流通，但是把互联网+流通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评判和分析。非常谢谢依绍华教授。接下来将休息10分钟，进入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将由杨志勇主持，三位发言人，两位评议人，还有与媒体的互动。
在网络和应用方面。当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像今天摆的矿泉水，美国说也希望像中国一样，他们说在中国在网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美国连瓶水都不能买，是限制的，很多商品在网络上是控制的。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今天经历了网络的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这个过程中大家都知道网络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对它的规制和管理更加重要。
我非常同意刚才钟教授的观点，互联网金融非常火，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如何避免风险，让它健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就简单说这些。
谢谢夏老师，谢谢前面几位专家，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也如夏老师所说，4位老师中3位研究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因为我是搞流通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是我们研究的热点和重要领域。关于互联网、互联网经济这些因素最主要的是理解为技术创新，其实还是技术层面的，首先还是技术领域的创新。我们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拉动经济增长，包括社会生产力提升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是现代经济当中目前最有效的、应用最广泛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最初的发明是美国，我们是承接应用的地方，但是发展的速度和领域都比美国发达的程度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互联网今天讨论的很多了，我觉得最主要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是如何更好的使用它、运用它，更好的规制它。现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得这么快，不但是应用得更好，还有很多的前提条件，一个是我们中国本身和国外相比，在商业设施方面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普及程度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和国外相比，我们的商业设施的完善程度是有距离的，因为这样的原因，电子商务高效、便捷的方式满足的大家的需求，所以发展很快。另外我们的运费很低廉，去年10月份我们到美国进行了交流，专门关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了一次中外学者的交流，他们对我们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如此迅速，好多不理解的地方。一个是中国西部买一个东西，很快的就能送到，我们当时讲在西部的时候，现在京东用高级的无人机技术，在去年去的时候，还是三轮车，给美国人讲，他们都不明白，这种方式包括这样的费用，在美国人眼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市场需求国家管得太死，而且市场需求受到限制和扭曲的地方太多，我们购房、买车，很多消费都受政府的控制，这往往限制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当然我的调和中央的调不完全一样，中央说不能炒房，房子是要拿来住的，老百姓没有投资的渠道，炒房也未尝不可，这是资源的配置、资产的配置，我觉得完全可以。我觉得这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思考，可以有思考的角度。
我们的消费要更多的内化，减少外化，很多过剩产能往往想通过走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对外输出外化出去，增加GDP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我们的过剩产能，比如钢向外倾销，以前得到的结果是很不好的，比如欧美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不给予，现在还很难办，虽然是一个法律问题，现在又演变成政治经济问题。但确确实实过剩产能外化冲销，导致了市场竞争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我们给更多的将来要控制需求，很多需求都跑到国外了，旅游、消费、海外购物，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教育，这不是不可以，就是我们很多需求没有拿到国内消费，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没有很好的想去增加国内的有效供给，而是需求外化出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利用外资增长也是明显的，对外投资更加明显。1-11月份据商务部统计大概有1600亿，这是官方的统计。估计实际数据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全年总的对外投资规模会更大一些。可以说双向资本的流动调节和商品流动调节都体现出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果。
供给侧改革不是单方面的调节，应该是供求双方动态的调节。市场经济如果只管供给，只优化这一侧，更大程度上需求这一侧没有放开，往往政府管得太多，也不利于市场的发育，也不利于市场的开放。往往市场越不发达，越不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就越发展不起来，经济潜力就不能释放。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听了上午蔡院长讲了“L”型经济、双“L”型经济，是从封闭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觉得是“L”型。从国际经济学角度来说，市场开放条件下，经济永远是波动的，不是你想着是“L”型经济，所以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波动性的经济，更加符合客观的实际。我的判断并不是就只是“L”型经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V”字型经济。有人觉得不可能是“V”字型经济，我们要把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利用起来，有可能达到“V”字型经济，不能拒绝这样的现实。
刚才挺认真的听了四位专家的发言，四位当中有三位讲了互联网经济，宋院长讲了互联网电商新经济，钟教授讲了互联网金融创新，李勇坚讲了互联网发展战略，都比较新。我恐怕评不了，一会等依主任。
他们研究得都非常的专业，很深很前沿，不做多评论。我很赞赏刚才郭克莎研究员提出的观点，我很赞赏，尤其他讲到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改革不等于结构性调整，这确实是两码事。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现在的新经济可以说是新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下的一个必然的产物，也是我们需要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也需要调整。中央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决策意义重大，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行结构性调整，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个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外贸的角度来看，今年1-11月份外贸，虽然是有一点的负增长，进出口大概是1.3%、1.2%的负增长，进口只有0.3%的负增长，出口是1.8%的负增长，但是幅度非常小。可以说，如果刨除价格的因素，还是有很大程度上是正增长的。所以我觉得这可以说是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之一，可以说一年来也是有成果的。
非常谢谢勇坚教授。互联网发展特别是未来的发展战略，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座的各位特别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是评议时间。
制造服务化2.0版，这个很多国家已经提了，像西门子数据工厂解决方案、GE工业互联网，这些东西都是新的。服务业主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有O2O，当然O2O有很多问题。分享经济、健康服务的平台化，金融的互联网化，刚才钟教授已经说了，我不展开了。科学技术，2016年9月，所以人都以为希拉里要当美国总统了，ModlA这家公司当时就提了，特朗普一定会逆袭，结果他是正确的。所以，人工智能怎么用于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文化产业，所谓的文化，从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到文化生产的大众化的问题。最后，整个战略的基础就是从C2B到C2X，原来只是从顾客到商家，但本质上未来是以客户为中心，拓展开去。谢谢大家。
最后是推进互联网的具体应用。中国“芯”战略，有了战略机遇。GAFA时代，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他们四家，WINTEL联盟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芯片是吃了很大的亏的，现在英特尔的业务边缘化了，因为芯片定制方案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各大公司都有定制化的芯片，尤其是在物联网的世界，越来越多的芯片定制化，这是中国的一个新的战略机遇。
互联网+产业协同发展，比如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服务业，我们认为未来通过协同化的分工和战略联盟打造产业生态，这未来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互联网+农业就能破除住房理论，实现预测化的生产。制造业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的未来发展的趋势。还有C2B模式。还有是云工厂，从分工产业链到全程的数据化，云工厂是什么概念？怎么造一辆省油的车，现在是更好的材料、更好的发动机，更好的装置，其实造再高档的车，如果司机是一个新手的女司机，轰一脚油、来一脚刹车，永远是不省油的。我们未来造省油车的目标，第一个是驾驶自动化。还有从人找数据到数据找人，出了事故人把数据拿出来再交给管事的人，中间有很多的环节，在人和智能的引导下，把数据直接交到需要数据人的手上。
具体方面。以产业互联网实现生产端价值化，宋院长说的柔性制造、个性化营销、社会化物流这些东西。通过互联网重新构建产业生态圈价值，这里面的基础就是数据共享，刚才钟教授也说了，我们的企业在产业生态圈概念情况下，企业更多不是上下游关系，而是横向联系，这个横向联系的机制是什么？就是数据的共享。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做2C业务了呢？我认为2C业务未来还是有发展前景的，毕竟消费互联网是现在非常成熟的应用，我们一定要用最新的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AR、VR把这些业务应用起来，这是我们未来2C的发展方向。2C业务还有很大的差距，2015年的时候，低线城市的网络零售额首次赶上了一二线城市，网购人群也增加了，一二线城市还是占优势，三四线城市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点。
农村的电子商务，城镇居民人均网购是4500元，城镇居民人均网购支出是4500块钱，农村居民渗透率是21%，农村的居民渗透率只有6.3，不到600块，每个网购用户网购支出额是1万元，如果你在城市，在农村的线%，这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经济学理论上来说，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我们教科书第一页，说的是资源稀缺越多越好，这是经济学基本的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的话，就是编辑报酬递减但大于零，效用函数是单调的，但是信息多了以后效用函数突然不单调了。
互联网经济发展战略。我站在中国战略发展角度，要发展2B，面向商家，面向生产端的，刚才宋院长说了，互联网消费端发展很快，生产端发展比较慢，所以2B的业务是有发展前景的。以中国和美国比较来说，美国的电子商务B2B的交易额大概4万亿美元，中国2B是2万多亿美元，我们在2B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Forrester研究互联网趋势的一家机构，他们认为中国B2B买家需要B2C的体验，未来三年可能会翻一番。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分析，在过去的十年中基本上增长的特别快的还是2C业务，2B增长很慢，但是去年的时候，最底下的线B的业务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今年估计会超过2C的增长速度了。所以2B业务是我们第一个要发展的。2B的目标是什么，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型，邬贺铨老师说了一句话，中国的企业型互联网应用要到2040才能赶上中国，所以我们互联网发展战略，从国家来说第一个就是发展2B业务。产业互联网是以技术、用户、数据为基础，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些条件了。
互联网到底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商品生产所需要的活劳动越来越少。活劳动少了需要什么劳动呢？我认为主动性和创意性劳动会越来越多，还有，有了互联网以后形成了一个高度接触的社会，原来大家接触很少，现在接触很多了。它的经济影响就是大规模定制化服务、简约主义、后物质主义，这些东西都会兴起。
我个人的观点，怎么理解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从本质上打散就三个概念，数据、连接、匹配。把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数据化，把数据列起来，一个一个匹配，当然这个匹配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一定是买卖关系的匹配，互联网提供的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匹配。有了数据化以后就产生了很有意思的问题，信息过载的问题，商业模式上未来一定会出现向消费者收费的信息导购网络。我昨天在天猫上试了一下，敲T恤两个字，一共有38.4万个结果，谁来帮我选择一个，智能如果能应用到这上面会很有前景。
国际上看一下我们的高速增长是不是还能持续。我们去年的网络零售额大概是3.88万亿，大概占了社会零售总额的10.8%，这个数据有多么可怕？美国整个电子商务的起家的地方，它的比重是7.7%，欧洲大概是8.2%，全球大概7.4%，我们比美国还要高了50%。美国的网络零售额2015年是3300亿-3600亿美元，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统计，但是中国已经60亿美元了。我们全球的网络零售的供需率达到37%，如果按照目前的数据增长下去，估计到2019年中国网络零售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要超过50%，所以基数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们看到，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我们的增长率实际上是在呈下降趋势，这是整个电子网络交易额，这是网络零售额的增长率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00%、70%、80%，下降到今年的30%不到。
网络零售购物的次数实际上也在下降，前面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总的次数，2010年网络购物次数是32亿次，人均是21次，到去年是256亿次，人均62次，也就是说一个网民平均每年要在网上买62次东西。要想保持2010到2015年这种增长速度翻三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难的。我个人觉得用户的增长红利已经基本终结了，所以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是互联网应该思考的。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什么？2012年开始中国的网络用户增速掉到个位数，2012年网络用户增速是9.2%，第一次低于10%。到今年网络用户增速已经比GDP增长速度还要低了。我为什么说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了，从用户数可以看出来。
网络零售额，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宋老师说了达到3万亿，但是我们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第一次增长率低于30%，这是有数据记录以来的第一次低于30%，我们的网上零售额。还有信息经济的总量达到了18.6万亿，占GDP的7.5%。美国最高的时候，达到了40%，说明我们还像原来那么快速的增长恐怕有难度。增长的速度2005年时候，信息经济的总量是14.2%，2015年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了。我们进行具体的分解，信息经济的总量，本体部分，互联网企业发展那么快，但是在GDP的占比十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7.1到7.3，但是互联网经济的应用变化发生了巨大变化，7.0到20.5。网民的增长速度来看，2012年的上网率增长率9.92，2014年的时候5.05，2015年的时候6.09，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比GDP增长低，高速增长时代在终结。网络电子商务渗透率达到60%，基本上过60%就是一个坎，再往上提高就很难了。网民也是，网民占全体居民的数量是50%多，也到瓶颈了。
未来是什么时代？我认为未来是兴趣网络时代人和人之间不是是一个人就在一起，关键是把人心连在一起，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商业变得个性化、社区化、自治化或者去中介化，脱媒化不敢保证，因为媒介承担了大量的作用，不光是信息传递的作用。
这个时代未来发展会怎样？我认为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体现在消费者上有两点，一是消费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科学家做过研究，在平面媒体时代，消费者的耐心是24秒，一个平面广告可以看24秒。电视广告大概是8秒，互联网网页是2秒，如果在网上2秒打不开网页就没有耐心了。二是消费者追求个性与追求认同同时存在，比如网红越来越流行，就是大家追求一种认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存在。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机器学习未来成为一种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将无所不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都是这样的。所以谷歌的整体战略，2015年的时候说移动优先战略，到现在提的是AI（人工智能），还有无障碍计算，就是人机交互，有几种交互方式，比如眼睛，通过眼球控制。还有脑机接口，你脑里想什么就转成机器的命令。还有自然语言，进步比较大，谷歌在上个月的时间，在《自然》杂志上发了一个文章，说它有一个新的翻译系统，智能语言的理解，我国的百度还有科大讯飞都在自然语言上有了大进步，所以这就是无障碍计算。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的互联网未来发展的理解是什么？我认为互联网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在迈向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海洋，我们在网上都是为了搜索信息。我们的发展战略就是搜索引擎战略，目标是把人和信息对接起来，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知识过载，二是基本上所有利用信息差的行业都会受到挑战，大量利用信息差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挑战。因为利用信息差挣钱的行业受到挑战了，所以开始有人发展电子商务，这是2.0时代，目标是网络技术把人和商品连接起来，这样产生了很多别的问题，选择多元化、超越时空、大量的数据开始出现了。到这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真正变成一个网络，我认为他只是把机器连在一起。到3.0的时候，互联网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就是社交网络，这个目标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这时候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传播模式改变了，之前只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发布点，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发布点。我UGC成为主流，消费者价值开始凸显。美国做过一个统计，美国人平均每天上网大概5个小时，其中有3.2个小时是用子Facebook上面。中国人没有做过统计，我不知道，如果每个人每天上网5小时，估计也有3个小时在微信或者社交SNS工具上。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今天下午跟大家讲一下我关于互联网经济的思考。高速增长时代终结以后，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战略。互联网是很热的话题，互联网整个的增长速度在下降的，已经下降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先把结论讲出来。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看好互联网，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一个规模经济，实际上有三个定理表述，一是Sarnoff定理，互联网是1带n广播媒介。我们在网上看信息，发布一次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大家知道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可以发一次信息N能看，就产生了规模效应。二是Metcalfe定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网络的效应跟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数学基础是什么？整个网络是全互联网络，两两之间可以连接起来，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六度分割理论。第三个是里德定理，互联网是个群组媒介，微信就接近于这个，它的规模效应和网络应用户的2的N次方成正比。今天讨论互联网的问题是有三者的规模效应，如果没有规模效应讨论互联网是没有意义的。
非常谢谢春平教授，对这个专业领域的问题讲得特别新、特别透。接下来请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勇坚进行演讲。
政策的导向，实质性的数据能力没有提升，理想还很远，所以这个时候要减少一些复杂的东西，提高耐心程度，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可能。监管层面要加强创新，另外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认为还是要站在理论层面进行判断，虽然我们比较老了，在新经济上来看是比较老了，但是理论的东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而我们对现实和热点问题看，从历史和文献角度看，可能对这个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理不会根本性的改革。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一个融合，我们需要做的，我并不是否定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实际上是要有效的推动创新，有效创新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信息和信息处理能力。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互联网金融制度泡沫。现在不能说是泡沫还是不是泡沫，但是2000年前后美国的互联网已经是泡沫了，我们一直在金融中研究这个泡沫是怎样产生的，到底是金融机构还是一般投资者推动的，到底是由于供给还是需求推动的，都有很多的原因。最主要的目前所看到的，为什么互联网的公司都成泡沫了，主要原因是营利能力不行，这是最简单的回归最原始的结果。
中国互联网金融会是泡沫吗？我们也在密切的观察之中。总体上是很好的研究，但是现实中，正面的问题有一部分，但是负面的东西非常多，就是没有解决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在互联网的信息时代，绝大部分是互联网金融，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和2000前后的美国有点类似，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近期的影响。从整个社会层面，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原始的，数据的共享性或者是信息的整个有效的利用是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认为大数据并没有太多的新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信息处理能力不足。所以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有效的处理信息，所以在金融领域中，同样的，互联网金融会不会颠覆我们的金融业，包括我们的金融中介，目前来看，我们认为他不足以有颠覆性的影响。所以货币本质上不会改变，我们的支付方式，信用卡实际上是它的核心所在，互联网的交易实际上是加大了市场了波动，比如去年的股灾，P2P不能解决实质上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对投资者的影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在互联网时代数据越来越多，对投资者是不是有好处了，金融的那些东西都不要了，是不是这样的？各位一定要知道，互联网对我们的投资有正面的影响，或者积极的理想化的状态。获取信息非常便捷，投资在交易的过程中马上就能获得。这是非常便捷的方式。专家非常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股市的专家，每个人在手机上一看就知道最新的信息。这确实是很好的事情。最早的时候还要到营业所去，还要打电话，时间非常长。现在有了新变化之后，一些东西是不是就不要了呢？去年的股市已经告诉各位了，自己研究一下手机消息对你们的影响是否是正面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几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实际上在金融学的研究中在两千年前后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
